楊汝谷:深受幾代皇帝賞識的戶部侍郎

家鄉區縣: 安徽省大觀區

在“康雍乾盛世”被幾代皇帝賞識和公開表揚,楊汝谷這個人可不簡單。他差不多被皇帝樹立為大臣的楷模,好官的典型。在清朝“名臣”中,其形象挺光輝的。

清朝皇帝習慣于用朱砂紅筆批閱奏折,鮮艷而醒目。雍正數次評價臣僚時拿楊汝谷做參照,朱批道:“像楊汝谷,老成實在人。”又:“人聰明,像楊汝谷。”到了乾隆執政時,楊汝谷仍“以篤謹被上眷”。

在人們的固有思維中,似乎老實人多半不聰明,反之聰明人多半不老實,因為無論是縱覽歷史還是環視現實,發現老實人常常吃虧,甚至有“老實是無用之別名”的說法。那么,楊汝谷又是憑什么讓幾個特別聰明的皇帝認為他既老實又聰明呢?

楊汝谷((1665~1740),字令貽,號石湖,懷寧縣人,他的故居在今安慶茶廠內。楊汝谷于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中進士,授浙江浦江知縣。后來因政績突出擢升為禮部主事,遷郎中,又授監察御史。

監察御史掌管監察百官、巡視郡縣、糾正刑獄、肅整朝儀等事務,權力很大,責任也不小。如果操權弄事,是很容易發財的;如果做好好先生,誰也不得罪,也是很好混下去的。楊汝谷卻是個挺正直的人,特別看重為官者的責任和法律的威嚴,他“在朝為官,始終一轍,公私分明,持身廉正”,“遇事必言,未所陰僻”。

楊汝谷用一首詩表達了自己的信念和思想:“法立奸胥畏,心清案牘稀。此方經巨浸,軫恤念民依。”他在碑文《天壇進貢東岳散司白紙簿籍老會》中寫道:“夫神能福人,亦能禍人,賞善罰惡,天道不爽,正直之神,皆應如是。”“《經》曰:‘積善之家,必有余慶;積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’《文》曰:‘天道福善禍淫。’禍因福果,圣人弗諱,然則紙簿之說,善惡具載,纖毫必報。信其事者,真如目擊。明可以舞文法,而不可以欺鬼神。”

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,河南南陽總兵官高成手下一個士兵,不滿于地方官員查辦賭博,領著幾個人跑到知府署內鬧事,將知府沈潮綁架到兵營教場,進行圍辱,限制其人身茲有達三天之久。對此,御史楊汝谷隨即上奏彈劾軍中相關官員。康熙命刑部尚書張廷樞、內閣學士高其卓前往察審。七月二十七日,康熙就“南陽鎮標兵丁鬧事”做了諭示:傳聞此等人皆詭冒營兵,伙同二三百人詐擾百姓,不獨河南一省,別省亦有。康熙下令各省嚴查,并召集大臣開會,出臺了禁約,即時實施。從此之后,營兵如果生事擾民,挾制地方官員,按首犯、從犯進行治罪,管官革職,兼轄、統轄官、提督、總兵官分別降級調用處罰。文官知情不報者降級留任。第二年五月,清ZF對南陽鬧事士兵做出判決:首犯王爵斬立決,從犯劉長子等絞監候,游擊王洪道斬監候,把總羅士英杖責充發,總兵官高成革職。

在“南陽鎮標兵丁鬧事”事件之前,康熙對楊汝谷也許只是印象不錯,而此事件之后,康熙對楊汝谷刮目相看,予以重用。幾年后,康熙去世,雍正即位(1723年),楊汝谷升為通政使和左都副御史,參與國家大政、大獄及會推文武大臣等朝廷大事。這年,直隸遭受重大水災,天津城、濠皆被洪水損壞,楊汝谷上奏道:“直隸去年被水州縣,存倉民谷,盡數發賑畿輔積貯,宜預請運東關米十萬石至天津,截留南漕米十萬石存河間、保定適中地分貯。”楊汝谷的頂頭上司和雍正都接受了他的建議。雍正二年,楊汝谷升為兵部右侍郎。雍正五年轉為兵部左侍郎。此前全國兵站驛站積弊重重,效率低下,楊汝谷到任后雖非史書所言“積弊一清”,但積弊至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變。

高宗(乾隆)即位后,楊汝谷調任戶部侍郎。戶部工作主要是掌管全國土地、賦稅、戶籍、軍需、俸祿、糧餉、財政收支情況。楊汝谷關注民生,老老實實地為老百姓做事,急百姓之所急,他上疏道:“河南滎澤地濱黃河,康熙三十六年河勢南侵,縣地多傾陷。民困虛糧,流亡遠徙。”乾隆命令河南巡撫進行考察,結果跟楊汝谷反映的情況一樣,于是皇上同意免征滎澤縣濱河地畝錢糧590余頃和湖北太和山(即武當山)香稅,百姓稱頌不已。

從楊汝谷的一首雜詩中,可以看出他的聰明睿智:

“神龍蟄深淵,杳冥人莫測。玄豹隱南山,澤膚甘不食。造化本無端,歸藏始生息。氣盛物所尤,名高德之賊。卓哉先民言,士必先器識!”

龍的精神,龍文化的內涵,盡在此詩中,凸顯了他的人格心理和文化底蘊以及處世思想。

惺惺相惜,楊汝谷特別推崇為官的清廉,他有詩《聞錢彭源卒于蒼溪詩以哭之》云:“燭暗窗昏夜黯然,驚聞巴蜀訃音傳。一官薄俸蠶叢外,萬里全家鳥道邊。但有清名堪壽世,更無靈藥可延年。傷心堂北孀親老,哭向秋風暮雨天。”

乾隆三年(1738年),楊汝谷以年老為由多次申請退休,最后得到了批準。他在離開京城前,乾隆皇帝召見了他,賜了一副親筆書寫的楹聯和一頂紅絨結頂的帽子。楊汝谷回到老家懷寧后,入住于安慶天臺里。楊汝谷晚年家境不太好,等他去世后,兒孫們的日子就過得更是艱難,為了吃飯活命,甚至決定將房子賣掉。就在這時,太平軍攻陷了安慶城,楊家人逃難去了他鄉,房子落入太平軍手中,成為辦公用房。咸豐十一年(1861年)八月初,湘軍“克復安徽省城”,楊家的房子轉而成為湘軍的糧臺(清代行軍時沿途所設經理軍糧的機構)。到同治三年(1864年),天臺里9號終于有了新主人,他就是趙樸初的高祖趙(狀元趙文楷第四子)。

楊汝谷于乾隆五年(1740年)在自家老屋去世。家境貧寒、賣字畫維持生活的桐城人陳度《懷楊石湖》詩云:“酒杯安得同君把,趁我今朝賣畫錢。”折射出兩個窮文人相同的生活窘境,而楊汝谷畢竟是從高官位子上退休還鄉的,真是不可想象。幾年前,我曾與本市一位史志界朋友到楊汝谷墓前憑吊。其墓位于山口鄉百子村石門湖畔獅子口大橋左側的紗帽山上。為夫婦合葬墓(楊汝谷夫人姓劉)。有墓壙、墓碑,正前墓壙石上是浮雕仙鶴圖。距墓2米處立方形華表1對,高近2米,左右兩側的碑文由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題,時間為“大清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孟春月丁丑吉旦”(1747年)。楊汝谷夫婦墓本身不過如此,但看到張廷玉名字,令人感慨萬千。張廷玉小楊汝谷七歲。當年政壇上兩位同鄉一次聯手———即由張廷玉題額、左都御史楊汝谷撰文的《天壇進貢東岳散司白紙簿籍老會》碑在京城造成了不小影響。轉眼一個故去,一個為先逝者題署碑文。可謂“槐陰一枕還鄉夢”(張廷玉詩)、“黯淡寒云饒一邱”(楊汝谷詩)。

不忘初心123(2015-06-16) 評論(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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